【导语】近日，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确定49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名单，开启我国户外运动产业“精准赋能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专家指出，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需攻克六大高地、处理好七对关系，同时，还要解决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矛盾、跨部门协同等难题，在持续发展中构建自身户外文化。
一份刚刚出炉的名单勾勒出中国户外运动资源图谱。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体育总局等六部门印发了《关于印发第一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名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确定将“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户外运动目的地”等49个目的地纳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名单予以重点支持。
名单主体体现出地域特色和资源优势：新疆阿勒泰、河北张家口等地，正将“冰天雪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四川阿坝州、湖北恩施州、贵州黔西南州等雄奇山岳地区，成为登山徒步爱好者热门打卡地；海南万宁、湖南岳阳等水域资源丰富城市，开展水上运动潜力巨大；而云南大理州、青海海北州、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地，则为越野、骑行等运动提供了广阔舞台。
“这份名单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全国性战略布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魏国学在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进行主旨演讲时说，这些目的地根据自然禀赋和运动基础，从冰雪到山地、水上到陆地、航空到综合，被精准布局在中国的地理坐标上。
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关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指导意见》，文件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国建设100个左右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携程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基地)首席研究员王笑宇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名单的公布，与之形成了“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的政策闭环，标志着我国户外运动产业正式由“粗放扩张”迈入“精准赋能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什么是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体育产业增加值达到1491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5%，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体育产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突破口在哪里？就在户外运动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细分领域。”魏国学表示，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突破4亿人，产业规模在体育产业中占比近6成，“可以说抓住了户外运动，就抓住了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魏国学在演讲中提到，“高质量”不是空洞的形容词，而是具有一套严谨科学且充满温度的行动纲领，具体到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需在6个方面成为“高地”：
首先是价值高地，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我们要做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让运动与自然共生，在严守生态红线等前提下，通过科学规划开发，让自然资源活起来”；
其次是便捷高地，让全民健身触手可及，“要完善的不仅是专业的运动赛道，更是通达的交通网络、清晰的指引标识和人性化的配套服务”；
再次是服务高地，提供专业服务与极致体验，要培育专业龙头企业，培养高水平教练和向导，建立国际化服务标准；
同时，还需要活动高地，如构建金字塔形的赛事体系，兼具国际顶级(jí)赛(sài)事(shì)和群众性趣味活动；
此外，还要成为经济高地，促进产业融合与共同富裕。户外运动不是孤立的产业，要通过“户外运动+”深度融合文化、旅游、康养、教育等产业，辐射带动装备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要让当地的村集体和老百姓实实在在分享到产业发展红利”；
最后是让参与者绝对放心的安全高地。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立体化安全防控和应急救援体系，把安全的理念贯彻到规划、建设和运营的每一个环节，“安全才是前提”。
然而，攀登这六大高地绝非易事。魏国学强调，在建设和运营中需认识并处理好7对关系，避免陷入误区：要特色彰显而非大而全，要小而美的项目而非大工程，要平台赋能而非单体项目，要社会共建而非政府包办，要以运动为核心而非文旅搭售，要长效运营而非一劳永逸，要追求卓越而非局地思维。同时，在建设过程中必须严守“生态保护和安全保障”两条不可逾越的生命线。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明确，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不是试点示范或挂牌命名，而是对有户外运动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地区予以更加精准的支持和赋能，是以点带面推动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梁强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析，此举意在杜绝“形象工程”。引导地方从“争牌子”转向“谋实事”。他说：“高质量目的地不是‘遴选’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政策的作用在于营造环境、提供杠杆，而非替代市场选择。”换言之，“名单内的未必能建成，未入选的未必做不好，关键在于能否形成真正的吸引力。”
从解决“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开始
“打造户外运动目的地的意义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它能否将户外理念深入人心。”在梁强看来，多部委联合推动提升了户外运动的“声量”，同时，也为破解产业发展的核心痛点提供了探索机会。
“首要解决的就是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梁强说，除了警惕“过度开发，忽略保护”的现象，只保护、不开发也(yě)会(huì)造(zào)成“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的尴尬状况。“适合转化为户外运动场景的区域，往往是自然资源保护区，且有变数，例如一项公开水域游泳比赛，可能因为鱼苗经过就会被取消，这类问题在过去非常普遍。”他说，问题背后恰是资源开放机制的缺失，推出高质量目的地为各地提供了“先行先试”的底气。
梁强以浙江某河段举例，此前，该水域历史上被划为航道，实际已不通航，却因部门管理边界难以突破而长期无法开放，后在专家团队的研判下，依靠“高位推动”，最终打通部门壁垒，实现“活水活用”。他说，国外如莱茵河等水域通过预约、报备、智慧化管理等方式实现了开放与安全兼顾，国内如杭州、青岛等地也在积极探索类似模式，“并不是水域不能开放，而是缺乏合理的协同机制”。
王笑宇通过调研发现，跨部门协同存在三大痛点：审批碎片化导致效率低下、监管真空引发安全隐患、信息壁垒影响规划评估。针对这些问题，国际经验提供了可借鉴的解决方案：建立跨部门联合委员会统一审批标准、搭建数字化共享平台、推行风险分级管理。他建议，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推动国家级平台建设，强化省级统筹，并引入社会力量评估，形成政府引导下的多方协同以破解难题。
然而，顶层设计日益完善的同时，还要迎接“政策如何落地”的挑战。梁强注意到东西部政策传导的差异，“西部资源禀赋好，但到区县一级往往只有1名体育工作人员，没人牵头产业发展，甚至因担心安全隐患而拒绝合作”，这种结构性矛盾制约了政策效果的发挥。
一位户外自然教育从业者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我们更多与村级人员打交道，有时村干部、村民不太理解政策，或觉得政策对自己无利就不执行。”他希望政策红利能更直接地惠及基层。
“开发文体旅融合项目首先要在公益行为与经济行为之间找到平衡。”王笑宇表示，在乡村文体旅游项目开发的一线实践中，清晰的合作机制、有效的利益分配与多方协同是项目成功落地的核心，尤其涉及乡村项目的资产使用，合法合规是基础，“许多事务还涉及民俗乡规，需要村民公约和集体制度的配合”。
王笑宇举例称，新西兰皇后镇开发新旅馆需经居民和行业协会投票；国内的松赞酒店等项目也建立了与村民的协商机制，“首先必须完成资产确权，其次要形成清晰的合作分成与利(lì)益(yì)分(fēn)享(xiǎng)模(mó)式(shì)，确(què)保(bǎo)权(quán)责(zé)利(lì)对(duì)等(děng)”。他(tā)提(tí)及(jí)西(xi)部(bù)某(mǒu)网(wǎng)红(hóng)景(jǐng)区(qū)曾(céng)出(chū)现(xiàn)引(yǐn)流(liú)后(hòu)设(shè)卡(kǎ)收(shōu)费(fèi)等(děng)乱(luàn)象(xiàng)，正(zhèng)是(shì)由(yóu)于(yú)权(quán)责(zé)利(lì)不(bù)清(qīng)晰、利益分配机制缺失。他建议，村集体收入可用于公益性扶贫、直接分红或公共服务设施改造，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在肯道尔中国联合发起人李松涛看来，首批目的地的实践，不仅要解答“如何建”的问题，更要关注“如何持续发展”的课题。
“硬件是基础，软件才是真正的关键。”李松涛认为，成功的户外运动目的地需要构建“活动-赛事-教育-文化”四层体系，教育和文化恰是以往容易被忽视的薄弱环节，“长远来说，我们需要自己的户外文化，需要与西方户外运动精神不同的内核，但不管是内在挖掘还是外在塑造，我们的户外文化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面对户外参与人群的急速增长，李松涛认为当前最急需的并非知识技能的普及，而是观念的转变，“首先要认知‘户外运动是有门槛的’，成熟的户外运动参与者第一项准备是参加对应的培训课程，而不是急着出门”。他强调，只有持科学态度、怀着敬畏心的参与者增多，中国的户外运动产业才有望走得长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璇
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